1898年9月，慈禧太后发动政变，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，再次垂帘听政。变法维新宣告失败。慈禧最痛恨维新派领袖康有为、梁启超，下令全力追捕，结果没有成功。
此时发生了一个奇怪现象：一直在报纸上宣传维新思想的王修植被委以特殊任务：追捕维新派领袖人物。舟山地方史料称：“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，康有为推行新政，直隶总督令王修植捕康，以搜查无踪复命”，说的就是此事。
另有传闻更加生动：称王修植追捕时见到康有为、梁启超，故意装作不认识，放了他们出海逃生。事实究竟如何？
史海钩沉生动传闻无独有偶
2003年5月，山东烟台《生活周报》刊文，题目叫《我的外曾祖父王修植救了康有为一命》，内容是王修植后人张闳达老人讲述王当年如何放跑康有为。
文章说，晚清御史王修植经常奉慈禧之令查办要案。戊戌变法失败后，慈禧接到密报称，康有为在外国使团人员帮助下准备出国躲避，立即派王修植率人去天津捉拿。王在港内一条正准备起航的外轮上，遇到了康有为。康打扮成一个烧煤的伙夫在假装填煤，一个随从吆喝一声：“滚开点，不要在这里挡路！”王乘机冲康喝斥道：“挡道！滚！”两人对视了一下，似乎心照不宣。康立即俯首躲开，王修植遂去别处检查。返京后，王向慈禧复命捉拿无果。
文章说，王修植很是后怕，一病不起。中医说是受了惊吓破苦胆，无法治疗，家人去请西医诊治。请来一个日本医生，给王修植打了一针就走了。不久王口鼻溢血，气绝身亡。从天津回京到莫名而亡，只有二三天的时间。当得知康是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出逃的，家人推测那个日本医生有可能是奉命杀人灭口，而毒就在那一针药剂中。后来家中有人读了西医，分析王修植一病不起可能是极度紧张引发的心脏病，而医生投毒一说不足为凭。
老人说，王去世前只向最亲密的家人简略讲了一下放走康的经过。十几年后，康回到国内，得知故友王修植早已去世，便来到王的亲家张连胜家中拜访，才使王的家人了解具体细节。张家至今收藏有康那时所赠手书。
无独有偶，曾亲历变法的张元济先生生前写文章说，王修植故意放跑过梁启超。
张元济，浙江海盐人，当年光绪皇帝决定变法，首先召见的维新志士是康有为和张元济。1949年10月6日《新建设》杂志刊载他所写《戊戌政变的回忆》一文说，康到天津后马上坐英国船逃走，西太后命荣禄派飞鹰军舰去追，没有追到。梁启超由日本人送他到塘沽上船，荣禄派王修植追梁。王及日语翻译陶大均曾经上船检查，时梁已剪去发辫，改穿日本和服，王虽认识他，但不欲道破，敷衍一番即离去，后梁逃亡日本。
历史档案辨别真伪
王修植在追捕中放跑维新派领袖人物，不光他的后人认为是事实，就连参加戊戌变法的当事人也这样记叙，并且流传几十年，可见影响很大。不过，人们从第一手的相关历史档案中考证，已经发现并无此事。
相关史料显示，时任直隶道、北洋大学堂总办的王修植奉命到天津出海口——塘沽港追捕过康有为，但并没有追上康所乘轮船，因此根本不存在见了康故意放跑一节。
台湾历史学家、作家高阳专门研究过这段史实。他找到的史料称：政变发生第二天，1898年9月21日，慈禧命军机大臣拟拿办康电令给在天津的荣禄。慈禧阅后交被软禁的光绪皇帝。光绪踌躇久之，方始发下。当天下午三点半，荣禄派道员王修植带同英文翻译到塘沽，知康有为所搭者为重庆号轮，因派飞鹰舰往追。中途以燃料不足，折返。王修植于次日中午回津。
康的女儿康同璧在其回忆录中也说，康有为当时出逃乘英国太古公司的重庆号轮离开天津。荣禄派海军飞鹰舰追赶。飞鹰舰的速度比重庆号快一倍，可是走到半路，兵舰的煤不够了，只好折回天津。康因此逃过一劫。
北大历史学家茅海建等文章说，梁启超能够逃生也与王修植无关。梁在政变发生后逃入日本驻华使馆。9月25日深夜，由日本领事郑永昌等护送从天津紫竹林搭帆船去塘沽，26日凌晨被清军蒸汽艇追上，但双方只是隔船交涉，清军带领者也不是王修植。当天清晨，日本领事在塘沽遇到日本军舰大岛号，就马上将梁送上日舰。以后也无上船检查事件。这有袁世凯（当时代荣禄主持直隶总督府事务）当天给总理衙门的电报及郑永昌事后向日本政府的报告为证。
《生活周报》说，王修植受了惊，“从天津回京到莫名而亡，只有二三天的时间”，即在1898年9月就去世。这更与史实不符。王这一年并没有去世。严复在此后几年与朋友的书信中多次提到王的情况。舟山史料说，王修植1900年继母病死后还乡。另外，王没当过御史，不可能奉慈禧之令查办要案。他当时仅是直隶总督的手下，不可能直接见慈禧。
荣禄为何委以追捕任务
荣禄是慈禧最得力的心腹。1898年初夏，慈禧特地让荣禄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。慈禧发动政变的得力人物怎么会信任王去捉拿维新派人士？
张元济文章说，有人说王头脑很新，对西太后不满，荣禄所以派他去追梁启超，意在放走梁，因为荣禄是个狡猾的人，惯于两面讨好。“王、陶与任公均系好友，荣岂不知？知之而故为之者，正欲遮掩外人耳目，菀生请派日语翻译，正是心心相印，王、陶二人既销差，而荣禄遂以追拿无着，电覆总署代奏矣。”他认为，荣禄明知王修植与梁的关系，而故为之，这其中包含了其对维新派的宽容。不过，后来他自己也认为此说法仅为猜测。
慈禧下令搜捕维新派领袖，荣禄在天津派出多路人马，王修植是其中一路。荣禄应是把王看成可以办大事的在津官员之一。有史料说，政变发生前，荣禄在天津会见并宴请日本前首相、明治维新的主持者伊藤博文。袁世凯、王修值等陪坐。席间，王赋诗曰：“元老宾王国，知非汗漫游。阋墙余旧痛，错壤动新愁。往事怀尊攘，雄图展亚欧。吾皇求真谏，前箸熟为筹？”伊藤未作和，其随员森泰赋诗以答：“纵目津门阔，高楼依上游。江山尚作恨，花鸟亦关愁。势岂三分国，洲唯半壁欧。谁防未然祸，尔我慎边筹。”
伊藤来访被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是引发戊戌政变爆发的导火线。当时有维新派官员建言，希望任用他为顾问官，参与新政。这引起慈禧密切注意。荣禄宴请伊藤，目的是了解实情。王修植诗中说，我们的皇帝想得到伊藤先生的真知灼见，不知道您有哪些高见？这应是荣禄的事先布置。有史料说，荣禄随即把宴会情况详细向慈禧作了汇报。此事似可看出荣禄把王当成心腹来对待。
更重要的是王修植与严复一样暗中支持维新，一直保持低调。他们办报宣传维新，却请别人出面当老板，自己不去报馆上班，报纸重大编务事宜就在王的家中商定。同时，他们对激进维新派的一些做法并不以为然，没有直接参加康梁组织的活动。
甲午中日战争失败，中国举国激愤，上下要求变法，许多官员都参与其中，就连荣禄本人也上奏提出变法建议。但当变法深入时，慈禧生怕影响既得利益，由此导致政变发生。荣禄此时当然不会信任维新派人士，但王修植没有激进维新言行，又是在津重要官员，于是也被委以追捕任务。
支持改革得到尊重
王修植不是一个为自己升官发财出卖灵魂的小人。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，他并没有改变爱国之心。这在他一年后与日本记者内藤的交谈中就有透露。内藤说：“变法亦不应轻谈，鄙邦三十年来，以变法而立富强之本。然今日观之，措置失当者，亦不复少，是贵邦志士，宜所鉴戒。但鄙邦人勇于进，拙于守，贵邦人反之。进者退之，退者进之，予意贵邦人今日之事，未遑言守成之事耳。”王修植回答：“尊见甚高，去年诸君子，亦正坐知进不知退之病。”
王修植对康梁的一些做法持不同意见，但依然认为中国必须继续变法，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。他说：“政府诸公，大都耄而倦勤，必无改革之望，鄙意须从百姓自相团结做起，但鄙邦人不学者多，见解甚短浅，恐一时犹难语此也。”内藤问：“贵国时事，尚难变法耶？”王说：“目前尚未能说到此。大约十年以后，列邦交逼，即使上不变，下亦必变。”后来的历史证明了王修植眼光过人。
张闳达老人也说，王修植暗中支持维新，但一直保持低调，只是将这种思想在修身齐家中潜移默化地表现出来，并对后代产生影响。王修植不让女儿（即张闳达的祖母）缠脚，很早就为女儿请了家教，不仅学习中式八股，还学习英文，这在当时极为罕见。老人说，家族中的人总是能很快接受新思想和新事物，他父亲很早就学习西医，自己也在祖母的启蒙下从小习读外语。
有史料表明，顽固守旧派后来也就王修植参与创办《国闻报》一事不断向慈禧打小报告，要求追究其责任。但似乎没能给王添大麻烦。这又与王平时善于做人有很大关系。1899年十月九日，严复在写给张元济的信中就说，“菀生本日晋都办引（到北京办理接受新职务手续）。此老入世狡狯神通，不必我曹代为煎虑也”。
王修植支持维新，直接主导参与办学、办报、传播新思想活动，得到人们的尊重，因此社会才会广泛流传他放跑康梁的种种传闻。1903年，这位舟山奇人44岁英年早逝，应会引发国内众多著名人士的惋惜之情。 （全文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