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忆金性尧先生

发布时间:2014-02-24 13:46:34

  在舟山文联的几个朋友中,与金性尧先生有文字缘分的,最早的大约是我。我仅与他见过一面,在他的办公室里,呆过短短的不到一小时。此后就没有联系过。昨天,接到王冰先生电话,说金先生已于7月15日过世,你平时喜读金先生的书,能否写一篇回忆文章纪念纪念他。

我与金先生相见,是26年前的事了,那一点淡淡的记忆,在舟山友人的回忆文中,只能算是充一个数了。

舟山的综合性文学刊物是1979年10月份办起来的。最早定名《舟山文艺》,那时候,地方文艺刊物,都在地名下加上文艺或文学两字,如《宁波文艺》《山西文学》等等。《舟山文艺》为舟山行署文化局主办,有4个编辑,周和星、李世庭、王道兴和我。我和王道兴在闲暇的时候,经常到定海镬厂弄吴兴余的家里去坐,吴兴余解放前是定海丰泰隆老板,年轻时很会花钱,喜欢结交文人,时六十出头,闲居在家。他熟悉几位文学界的朋友,与俞平伯、胡山源、赵景深都有交往。金性尧是他儿时在一起玩耍的少年朋友,彼此一直保持着联系。

我在吴先生家里喝茶时,听吴先生提起金性尧,忽然记起鲁迅先生书信集中有这个名字,就问“是不是与鲁迅通过信的那位?”

吴兴余先生说,正是他,他笔名文载道,出过一本《风土小记》,也曾经送给我一本,现在找不到了。他的老家在定海城关北门头内(现人民北路),房子是他爷爷造的,到他父亲手里,又扩建了几间起坐间。金家近几代,以经商为主,不很重视读书,后来在上海北京路开了一家颜料店,生意很好,就全家搬到了上海。吴先生常去金性尧上海的家里,他说金性尧有一间很好的书房,里面堆满了二十四史及四部丛刊之类的线装书。太阳社的钱杏邨,新月派徐志摩的弟子何家槐等经常去他书房里坐谈,此外,他还在这书房里接待过前辈陈望道、巴金。

他的父亲本来想叫他做学徒,但他对做生意没有兴趣,到上海后,整日泡在古纸堆中,沉浸于晚明小品之间。后来他父亲为他介绍了一位老师,是宁波鄞县的忻江明,忻是光绪三十年甲辰进士,与宁波高振霄同年(同科进士),有点名气。金性尧就跟着忻江明学《春秋左氏传》《尚书》《毛诗》等圣贤经传,打下了学问的根底,为日后文史随笔奠定了厚实的基础。这之间,他还爱上了“新文学”,与阿英等已有所接触。偶尔也为故乡的《舟报》写写小文章。抗日战争期间,他把发表的阵地移到上海。在《文钞》和《风土小记》结集出版前,他已经结识了一大批活跃在上海的文人,柯灵、金祖同、周劭、张爱玲、苏青都是他的朋友。那时他还不到30岁。

听了吴先生的介绍,我大感兴趣,从此,我记住了金性尧的名字,想有机会时,去见一见这位乡贤。

1981年,我去上海出差,事先准备了吴兴余写的介绍信,径直到绍兴路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去见金性尧先生,那天天气晴好,并不太冷。他的办公室朝南,有一缕阳光照到写字桌上,他身子瘦小,六十五六岁的样子,穿着深色直襟小棉袄罩衫,双手插在衣袖里,正伏案看着什么资料。

我给了他一本刚出的《舟山文艺》,介绍了家乡的近况,欢迎他回故乡去看看走走。并希望他能为《舟山文艺》写些稿子。

他说他已经好些年没回乡了,很想去,只是怕冷,今年是去不成了。话不多,一看就是一位谨慎的忠厚长者,声音低低的,讲的是舟山话,要仔细听才能听清楚。

过了几天,他寄来了一篇随笔《过于执的悲剧》。排好后,我将清样寄了过去。他附来几句编者按。这按语原来是我写的,写得太显露、张扬,他认为不妥,改成了这样:

“本文作者系定海人,原住城北。是个作家。现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。他在很早就出过文集。在抗战前的《舟报·欵乃》副刊上,还发表过他的作品。最近将有《唐诗三百首新注》出版。

‘四人帮’粉碎后,他写过好多篇有关古典文史的文章。这篇《过于执的悲剧》提出了人治与法治的问题,很表现出作者的识力。”

平实简朴,一如他的为人。

在《过于执的悲剧》里,他从昆剧《十五贯》的审判、定案、平反说起,最后归结到这案子“还是建立在人治的基础上,也即暴露出当时法治的薄弱混乱。就是说,一个已经经过法律的程序确定了的案件,可以因一个地方官吏(而且仅仅是监斩官)的意志来改变。中国历史上,民间传说中包拯等的清官行为,在真正讲法治的社会里,是不可能产生的。相对说来,过于执的办理此案,形式上倒是按照一定的法律手续,结果却以人治来平反,这正是一个十分尖锐的讽刺。”

这年,各类冤案错案正在平反复查,他的这几句话,虽然谈的是《十五贯》,其实是有感而发的。现在看来,还有一定的深度。

过了半年,我离开了《舟山文艺》,调到普陀山文物馆。

就在我到普陀山的第二年春天,金性尧先生来到舟山,他的小时候朋友吴兴余犯心脏病逝世才几个月,他去吴家凭吊,翌日,就由王道兴陪同去普陀山游览。他们满以为在普陀山能碰到我,但这天我恰好回到沈家门去了。那时,文物馆没有电话,在普陀山打电话又极不方便,就这样,我与金先生失去了第二次见面的机会,这以后,我就一直没有见到过他。

上世纪80年代,金先生的名气还不很大,我去看他的时候,那本《唐诗三百首新注》,大概正在编印中,还没有面市,不久印了出来,送给王道兴一本。接着一发而不可收,《宋诗三百首》《明诗三百首》连续出版,他俨然以古典诗歌的选注家,活跃在研究领域。同时也写了大量的文史随笔,作品大多发表在上海的报刊上。后收入《伸脚录》《不殇录》《饮河录》《土中录》《炉边诗话》《闭关录》的集子中;香港中华书局还为他出了《清代笔祸录》《清代宫廷政变录》;山西古籍出版社为他出了选本《一盏录》。一时名声大爆。这九录,都是金先生在拨乱反正后出的,无怪有人说他是出土文物,出山晚,起点高,要把他列入施蛰存、金克木、黄裳、唐振常等的行列里去了。

金先生的名气越来越大,有一次何信峰对我说,金先生曾来信,要一份发表在《舟山文艺》上《过于执的悲剧》的复印件。我对信峰说,金先生现在不得了,有人将他与季羡林并列,说是北季南金。他与你的多年通信,你应该好好保存,有文献价值的。

何信峰将这话告诉了金先生,金先生好像有兴趣,问北季南金是谁说的,我告诉信峰,说这话的也是一个名人,叫马斗全,文章发表在《中华读书报》上。

但也有人对金先生的文章有不同看法,我曾在《文汇读书周报》上,看到过刘绪源说,金性尧的文字干枯僵化,不够秀润。金先生也有文提及,谦虚地表示,确是有这毛病,但也为自己辩护过几句,详情记不起来了。

上几天看了王冰的文章,记起刘绪源的话,又去读金性尧的《风土小记》,看了半天,渐渐觉得刘绪源说的不很对,金先生年轻的时候也曾文采斐然过,对文字也是讲究的,但那本《风土小记》却有点啰唆、拖沓、故作老成,与晚年的谈话类随笔相比,显得稚嫩;当然,青年人特有的自由活泼、无所顾忌的精神,也在晚年的文字中失去了。《伸脚录》以后,他完成了自己的表述风格,知识、思想、文字都达到了当代的一流水平。成为舟山有史以来,仅有的几个著名学者之一。

金先生15岁离开家乡,是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舟山人,舟山的地土薄,人物并不渺小,金性尧就是舟山的骄傲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