定海镇总兵余朝贵（1835～1904），亦名鼎臣，湖北黄冈汪集余家楼（今属新洲）人。历经满清道光、咸丰、同治、光绪四代王朝。作为四朝元老，官居从一品，位极人臣，是当时清政府最大的汉人武官之一，晚清四大名臣“张之洞、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”均为从一品，正一品无汉人。余朝贵为官清正廉洁，享誉朝野，在当地口碑甚好。
冲锋陷阵的勇将
余朝贵出生于清道光十五年（1835），自幼家境贫困，但他少时敏而好学，兼习武术，喜读兵书，靠自己克勤克俭，勤学苦练，十六岁时已是文武双全。咸丰元年（1851），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起义，清廷广募兵丁镇压。中兴名将之一的浙江巡抚、湖南湘乡人蒋益沣为镇压洪秀全起义军，率湘军官船经长江进涨渡湖沿大泷河北上。官船行至大泷河木桥时，蒋益沣看见放牛的余朝贵正在木桥上练武艺，蒋益沣很是欣赏，差手下人叫余朝贵上了官船，问余朝贵想不想为朝庭效力。余朝贵是孝子，便说要告知母亲同意后才能随蒋益沣去当兵。
余朝贵经母亲同意后入伍当兵，跟着蒋益沣四处征战，因作战勇猛，到清同治元年（1862）就官升至蓝翔千总、正四品都司。是年，晚清重臣、军事家、政治家、著名湘军将领左宗棠升署闽浙总督，命福建按察使蒋益沣率同副将刘清亮、参将康国器、游击魏喻义、候补直隶州知州藩鼎新等湘军往浙江，每一战余朝贵亲冒矢石冲锋陷阵，率部攻下了金华、桐庐、绍兴、兰溪、富阳等城。为此，余朝贵深得左宗棠的赏识，向清廷保奏，以从三品游击衔留驻浙江补用。二年（1863），石达开部队进入广西，蒋益沣镇守柳州、平乐一带，打败了石达开部下，迫使石达开败走大渡河。三年（1864）二月，余朝贵奉命向杭州的农民起义军陈雨文、余杭汪海洋两部进攻，经多次激战，攻克杭州，继又攻陷德清、余杭等地，升从二品副将，即进取德清。清廷赐以“劲（胜）勇巴图鲁”称号。同治六年 （1867），统领新湘军五营士卒，驻防常山等地。次年又率清军新湘军三营开赴江南镇压捻军，旋升正二品记名总兵。
平倭与惠政
同治九年（1870），余朝贵以母年逾八旬，请求回家赡养，后赴原任。光绪十三年（1887）五十二岁的他请求卸任归里，督促子弟读书。自身坚持练武，间或以琴自娱。光绪十八年（1892），又被调任为浙江副将。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倭寇侵扰江苏、浙江、福建等省海疆。他奉命统“振”字左军各营驻军定海，守卫小舟山隘口，一年即平倭患。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）镇守泗安，并统领浙江仁胜全军，严厉整治地方秩序，禁止赌博，革除陋习。次年调任定海镇总兵，定海镇常有外国人往来，交涉事项极多，余朝贵理事勤谨有度。余朝贵在任定海镇总兵时的“谢恩折”中表白道：“备员浙水认浅知疏，承乏海疆，勉辛劳于夙夜，退维官守无报，称于涓埃。一切营务洋防，均关紧要，虽旧辙有堪，循守而愚，忱益励慎勤惟有果。承督抚提，臣随事认真整顿，不敢稍涉疏忽，以期仰答。”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），调任海门总兵兼统领台州各军营。他连破数十余起大型海盗盗窃案件，并且在海门外建造路亭，以便行人歇息。还在海面上设置浮筒，以利于船舶航行，海门市内秩序井然。还协同海门绅商王梦兰、蔡霖等发起开挖全长2.5公里的海门新河，以联接海运及内河航运，加速了海门与温黄两县的联系，加速了台州的经济发展。当年7月卸任，8月进京，光绪皇帝两次召见。同年冬月返回定海，任从一品提督总兵官。
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）义和团运动兴起，直隶、天津一带的义和团日趋活跃，并陆续进入北京，余朝贵奉命“勤王”。光绪三十年（1904），日、俄为瓜分中国东北爆发“日俄战争”，余朝贵深知定海是海防战略要地，他虽重病在身，仍加紧训练士卒，坚持昼夜巡察固守，定海得保无虞。光绪三十年（1904）余朝贵卒于定海镇，享年69岁。